某天夜里，盖世太保一支车队被调用了，而其中一个目的地不是抓捕现场，不是刑场，不是福煦大道办公室，不是任何一个“应该”去的地方。

是一间小诊所，坐落于一条叫圣马丁的街上，车队在那里停了十分钟，随即离开。

沃尔夫的手指在那行字上顿了足足一分钟。

他缓缓翻过一页，带着一种电影即将揭晓谜底时的，血液微沸感。

同天晚上，车辆记录里还有另一个条目，盖世太保在圣路易岛的一所安全屋内，抓获了一名日本特高课高级官员，罪名：“未经许可在帝国占领区进行非法执法行动，并涉嫌伤害帝国公务人员”。

日本人被拘押，被驱逐出境，有审讯记录，有结案报告，证据确凿，有帝国向日本大使馆提交的抗议照会，程序合规。

那件事他略有耳闻，据说抓的是他们的日本同行，案子是君舍亲自盯的。

他继续往更早前翻，又是一则记录，这次，车队在那间小诊所门口停留时间更长，而就在当晚，盖世太保在诊所附近，抓获了刺杀君舍的抵抗组织头目。

一个疑问浮现在沃尔夫脑海：抵抗分子为什么选择偏偏选择在那里动手？不是在官邸，不是在办公室楼下，不是在他去某位情妇公寓的路上。

答案很明显——

因为那家诊所他经常路过，经常驻足，甚至给予了特殊的关注，特殊到抵抗组织摸清了他的行动规律，选好了伏击点。

找到那家诊所的主人并不费力。档案室隔壁架子上就摆着从巴黎带回来的商业登记记录。诊所所有人：wenwenyi，中国籍，女性、医生。

而那个女人，也叫wenwenyi，女性，医生。

君舍，诊所，日本特高课，叁条线交汇在一个点上，就是那个女人，而她和日本人又是什么关系？中国和日本是敌国，那除此之外呢？

沃尔夫随即调取了那段时间巴黎涉及日本人的治安记录，当时走得仓促，不少卷宗来不及转移，更多的消失在那把火里，余下的只是零碎的拼图。

可那些拼图，依旧能拼出一副模糊的轮廓来。

那段时间，巴黎发生过两起刺杀案，一名来访的日本空军中将在丽兹套房中里被毒杀；一名中国南京政府的高官，在塞纳河上被枪击身亡。

第一起案件未能告破，档案上写着“凶手不明，调查已终止”，这种结论在战争时期很常见。

第二起顺理结案，中国隶属军方的特工组织宣布对此负责，可卷宗显示，那个女人正好也在那艘船上，虽然她自己也在刺杀中负伤。

两起案件全是君舍经手，签字栏上都是他那龙飞凤舞的签名。

那女人和那些暗杀有无关联，他暂且无从得知，干他们这行的都清楚，一旦调查的黄金期过去，所有的物证人证，蛛丝马迹，都会像水中墨汁般消散，难以回溯。

目前为止，他没有任何证据指向那个女人。

可他闻到了气味，像灰狗在旷野里忽然抬头，风从某个方向送来一丝极淡的气息，猎物留下的，也许是昨天，也许是一个小时前。

他的鼻子在微微发痒，那是身体在告诉他：这里有东西。他的身体从不会错。

那女人和君舍究竟什么关系，他也暂且无从断定。那女人在华沙就跟着克莱恩，这在柏林早不是什么秘密，而有趣的是，那段时间君舍也在华沙。

一个中国女人，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，在战争时期，与两位帝国高级军官产生交集。这巧合未免太过刻意。

她就像一株被种在玻璃罩里的花，看得见但摸不到，那么问题来了，玻璃罩是谁做的？是克莱恩，君舍，还是她自己？

沃尔夫还记得那天晚上，自己是如何缓缓合上档案，把椅子推回原位，走出档案室时，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，声音几乎听不见。

君舍在巴黎格外关注的女人，后来去了阿纳姆，救了战斗英雄的命，现在又回到柏林，成了党卫军少将的未婚妻。

两个有权势的男人争抢一个女人，这种滥俗的戏码通常只有几种结局：要么叁人同归于尽；要么其中一人永远消失；要么叁人都活着，却谁也不放过谁。

他不着急。种子已经埋下，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，浇水施肥，看着它生根发芽，长成一棵足够粗的树，粗到能挂上绳索，吊死一个人。

沃尔夫的嘴角动了动，这表情介于微笑与痉挛之间。

至少现在，靶心已经找到。在这个体系里，证据是用来杀人的，而靶心是用来瞄准的。他不必亲自扣动扳机，只需要确保枪口对准对的人。

沃尔夫把这个靶心描了一遍又一遍，描到它发烫。

不能近距离跟踪，那太蠢了。

在柏林，一个中校近距离跟踪一个如日中天的党卫军少将，无异于自杀，他用的是另一种方式，不露痕迹的观察。

每天下午，站在对面楼里，隔着几十米的距离，用蔡司的镜头慢慢地看。